在布什政府執政期間，美國一直拒絕為本國設立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態度有了積極轉變。正是由于美國政府在減排問題上由抵觸轉向合作，加上科學家多年來對氣候變化帶來災難的呼吁與警告、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帶動的全球對此問題的廣泛關注，才有了大家對2009年年底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的期待。
此時，奧巴馬仍挾有壓倒性贏得大選當選總統的政治資本。奧巴馬本人尊重有關氣候變化科學結論，認為有必要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美國也應當在其中扮演領導角色。但面臨美國國內的情況，他迫切需要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氣候變化協議以說服國會和其政治對手通過有關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議案。
然而在一些關鍵議題上以中美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分歧，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最終遺憾收場，沒有達成期望的目標，也錯過了把美國鎖定于一個有約束力國際氣候變化協議框架內。
相較于中國，在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議題上后來的發展朝著更有利于美國的方向發展，使得美國變得更為主動。這主要源于近年來美國頁巖氣技術革命帶來的深刻影響。水平壓裂技術和水平鉆進技術的突破，加上美國相對優越的地質條件，近年來美國頁巖氣生產和利用量呈爆發式增長。
2013年10月11日，國際能源署預測，2014年第二季度美國將取代俄羅斯成為全球最大的非OPEC石油生產國。正是由于美國非常規油氣資源可采儲量非常豐富、產量迅速提升，不僅使美國真正看到能源獨立的曙光，而且美國現在已經可以更加靈活地選擇和考慮其油氣進口來源地。美國將把地緣政治相對穩定的北美及拉丁美洲作為其能源供應戰略重點，減少從中東、北非進口石油，這從近年來美國石油進口數據已看出端倪。美國國內油氣供應的極大提升，加上進口更多來源于地緣政治相對穩定的西半球，極大提升了美國的能源安全水平。
有些學者認為，美國對中東能源依賴減少，中東在美國的戰略版圖上的重要性降低，這樣可以輕松重返亞太。這種觀點我不敢茍同。美國正在實施重返亞太的外交新政不假，但這主要是適應世界戰略和經濟重心向東移動的形勢下，出于政治、經濟、軍事多方面利益綜合考慮后的反應，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會放棄、甚至輕視其在中東的戰略利益。
一是因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開采成本相對美國仍有較大優勢，作為美國在中東的盟國，沙特阿拉伯在OPEC成員中擁有最大的剩余產能，對全球石油市場的調控和平衡能力最大。繼續從沙特阿拉伯進口石油，美國可繼續達到控制中東、影響全球石油市場的目的。
二是中東的戰略地位和信仰之爭。打擊伊斯蘭極端勢力、反恐、推行美式民主、維護盟國以色列的安全等也是美國介入中東事務的原因，這些不會因美國減少、甚至不再從中東進口石油而在短期內消失。因此中東在美國的安全與外交政策中仍將占據重要地位。
美國頁巖氣技術革命帶來頁巖氣產量井噴式增長的同時，大大降低了美國天然氣的價格，極大地推動了美國國內天然氣和頁巖氣替代煤炭、石油發電和采暖用油，增強了天然氣動力汽車或電動車的經濟性。雖然美國是唯一退出《京都議定書》的國家，由于大量使用便宜的天然氣和頁巖氣和經濟放慢等非氣候變化方面直接采取行動的結果，自2007年以來6年中有5年其能源系統產生的CO2排放每年都在下降，2012年的排放已降到199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頁巖氣技術革命不僅給美國帶來穩定、低廉的能源供應，逐漸讓美國擺脫對海外化石能源的依賴，也將使美國在德班平臺下新一輪的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下更處于有利地位。與此同時，中國石油(7.68, 0.14, 1.86%)進口預期將長期超過美國占據世界第一，中國需要承擔起更多保障全球能源供應的任務。
中國應擺脫意識形態、文化的束縛，從市場思維出發力求在與各國的博弈中獲得穩定的能源供應。不難想象，美國也會進一步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承諾更嚴厲的減排義務，在與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角力中，天平似乎在向美國傾斜。
不管是否愿意，中國必須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妥協、讓步。但問題的關鍵是中國做出什么樣的承諾，既反映中國的現實、通過一定努力能夠實現，同時又讓其他主要排放國家感覺這樣的承諾夠嚴厲，也能做出相當的減排承諾。
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前，我曾應聯合國[微博]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減緩工作組副主席、威尼斯大學校長Carlo Carraro教授之邀撰寫了《中國將于何時、以何種形式承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到2050年的路線圖》論文，收錄于他為政治學、法學領域頂級國際期刊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Law and Economics主編的特刊號。
文中提出，中國到了向世界預示何時對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進行控制的時候了。中國可以一種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形式，宣布中國何時對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進行控制。如果履約期仍取《京都議定書》設定的5年的話，我認為第五個承諾期(2028-2032)是中國承諾總量控制的時候了。
為什么這樣說呢?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2030年，大多預測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超美國。那時基準方案下中國的CO2 排放量大約是第二大排放大國美國的二倍，遠把美國拋在腦后。如果美國真能按奧巴馬提議的把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到2050年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83%，那么中美之間排放量的差距將更大。
具體排放總量的確定，我認為以達到2050年全球人均排放一致這個目標而定。
八國集團承諾到2050年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在“不確定某年”基礎上減80%的遠期目標，在與五大發展中國家對話中，要求發展中國家也承諾遠期目標。顯然，其目的是便于盡快將發展中國家納入減排框架。
作為應對策略，我認為中國應提議發達國家到2050年其溫室氣體排放量應在1990年基礎上減80%，同時所有主要排放國家到2050年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不應超過全球屆時的平均水平。這樣，中國不僅承諾了2030年左右、2050年遠期目標，使自己在談判中處于更主動的地位，同時，對發達國家的遠期目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對中國而言，這個建議不可謂不嚴厲，但只是一個框架，中國政府在具體的時間、承諾等具體細節上還有很大的操作空間。同時，這個建議對美國的約束力也很嚴厲，與美國捆綁在一起，使中國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更有利。
不過，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專家最近公開提出中國的CO2排放將在2025年之前達到峰值。這個預測并非完全不可能實現，但卻是一種期盼的樂觀情景。體制內的專家在公開場合過早公開透露最樂觀的情況下中國能源和碳排放量情景，主要談判對手必會胃口大開以此提高出價砝碼，要求中國比這做的更早、更多，這將使中國處于很不利的地位。
毋庸質疑，如何減緩氣候變化及其帶來的廣泛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的影響已經被列入中、美以及其他主要經濟體國內外最高政治層的重要議事日程。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汲取了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的經驗教訓，各方面準備較以前的談判更加充分。然而其他主要排放國家仍缺乏政治意愿。畢竟應對氣候變化短期內被認為是一種成本、投入，因此，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意愿至關重要。
另外，美國挾美國頁巖氣技術革命的幸運“擁兵自重”，必定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承諾更嚴厲的減排義務，中國面臨更嚴峻的形勢。與此同時，中國一方面仍會堅持其一貫主張，要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承諾與其經濟和技術水平相一致的減排目標的，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在哥本哈根峰會中出現的談判僵持不下下一些已受氣候變化災難影響的發展中國家的“反叛”行為。
面臨這些嚴峻的形勢，如何讓主要談判對手承諾到極限而同時達成國際協議，不僅考驗中國談判代表的智慧，對全球的政治家也是一種考驗。畢竟國際社會對德班平臺下新一輪的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寄予厚望，期待各國能夠達成一個繼《京都議定書》之后的事關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新的議定書。
中國與美國同為世界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中美兩國在氣候領域的相互角力但又不失合作，有助于促成一個有法律約束力、對包括中美兩國在內所有重要排放國家的排放水平有明確規定的國際協議的達成，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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