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聯合密集下發《關于促進我國煤電有序發展的通知》等3個文件對煤電來了個“急剎車”，文件內容涵蓋了煤電項目的規劃、核準、建設、淘汰落后產能等多個環節，以督促各地方政府和企業放緩燃煤火電建設步伐。
幾個月過去了，煤電去產能效果如何?煤電又該以何種手段去產能?
日前，能源基金會在北京召開煤電如何去產能研討會，與會專家表示：煤電去產能雖然短期效果顯現，但長期效果還有待觀察，去產能仍需打好組合拳。
煤電去產能短期效果顯現
近年來，全國用電量增速逐年放緩，火電利用小時數逐年降低。
在前不久舉辦的“2016能源綠色發展論壇”上，國家能源局規劃司何勇健就很明確地指出，煤電行業有潛在風險。
“去年煤電的發電利用小時創了近30多年的最低水平，全國平均4300小時，很多省份煤電利用小時甚至低于3000小時，預計今年的全國平均煤電機組利用小時將低于4000小時，這是非常不合理的狀態。”何勇健說。
一組數據顯示，煤電的發電利用小時2013年為5021小時，2014年為4739小時，2015年僅為4329小時，同比下降410小時。
煤電產能過剩已然成為共識
事實上，“十二五”以來，國家不斷加強火電行業淘汰落后產能工作力度，累計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火電機組約2800萬千瓦，超額完成“十二五”2000萬千瓦的目標，電力行業結構調整取得顯著成效。
此前，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也表示電力行業特別是燃煤和火電的盲目投入特別突出，必須堅決停建、緩建一大批煤電項目。“任何再投入都會造成新的系統經濟損失，而且也不會有新的經濟效益產生。”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兩部門緊急下發了上述3個文件。
本次下發的3個文件對新增煤電規劃建設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一是將對重點區域的要求擴展到全國電力盈余地區;二是將等煤量替代建設項目進一步嚴格規定為等容量替代;三是要合理安排煤電基地規劃建設時序，減輕受端省份接受外來電力的壓力。
煤電“急剎車”文件之后，短期效果已經顯現，一組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火電完成投資379億元，同比下降了6.4%。
但與會專家同時表示，煤電去產能長期效果還有待觀察。根據中電聯前不久發布的報告，預計全年新增電力裝機1.2億千瓦，其中火電5000萬千瓦。
按照華北電力大學的研究，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國在建煤電項目1.9億千瓦;待批或已經提交地方發改委或者環保廳等待批準的項目還有1.6億千瓦。在這1.6億千瓦項目中，約有1.1億千瓦可能緩建、緩批。但有1.9億千瓦在建項目的情況下，預計煤電將在2016、2017、2018三年中年均投產5000萬千瓦。
2020年或將產生1.6億千瓦過剩產能
隨著對于煤電去產能不斷加碼發力，有專家預估，到2020年，我國煤電將存在至少1.6億千瓦的過剩產能。
中電聯電力市場首席專家胡兆光認為，我們不再需要新建那么多煤電了。“我們有5%的煤電約8000萬千瓦的裝機每年利用不超過50小時，這是很大的浪費。我們可以通過需求側響應來有效避峰，從而避免在供給側再上不必要的裝機。”
這個觀點在袁家海所在的華北電力大學的研究中得到了驗證：2020年我國全社會用電量預計在6.22萬億到6.99萬億千瓦時之間，“十三五”期間用電量年均增速2.29%到4.73%，2030年全社會用電量為9.10萬億千瓦時。在核電、風電、抽水蓄能基本明確的情況下，2020年煤電裝機達到9.2億千瓦是為峰值，但這個數字2016年上半年就達到了。
“也就是說，從滿足需求上看，煤電規模現已經觸頂了。”袁家海說。
在大量研究的基礎上，袁家海和他的團隊建議將“十三五”煤電規劃目標定在9.2億千瓦。“確保2016年之后不再新審批項目，2019年之后不再新投煤電項目，是非常重要的指標。”
袁家海同時表示，“十三五”期間調控煤電任務非常艱巨。袁家海還算了一筆賬：按照現在的計算，保守是過剩1.6億千瓦。一個60萬千瓦的煤電，按照4500利用小時數，整個項目運營期的總經濟價值收入，包括初始投資、稅金和利潤約是105億元。如果1.6億千瓦的煤電完全擱淺，價值是2.8萬億元。
此前，周大地也曾表示，要堅決停建、緩建一批煤電項目，任何再投入都會造成經濟損失，而且不會有新的經濟效益產生。
對于電力企業來說，煤電已不再是他們的投資首選。
華能經濟技術研究院副院長趙勇在研討會上表示，“華能不會繼續把煤電作為主要的投資方向，也不會讓它在投資里面繼續像前五年、前十年占那么大的比例了。一方面是因為經營形勢嚴峻，另一方面國家相關政策包括配額制、碳市場的要求也不允許我們把煤電作為最大的投資領域或投資方向了。”
市場化調控進程加速
面臨嚴峻的煤電過剩局面，煤電又該如何去產能?
中國環境科學規劃研究院總工程師王金南在論壇上表示，煤電去產能應該考慮三種因素：一是如果市場供大于需，那就是停建或者緩建;二是考慮煤電有沒有競爭力;三是不符合環保要求的煤電應退出市場。
中電聯專職副理事長王志軒對于目前國家能源管理部門出臺的有關限制當前煤電產能的做法表示了認同和支持。他認為，煤電去產能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要加大電能替代力度，從需求端擴大電力消費市場，消化過多電力產能;二是要通過“等待”，靠時間或市場的恢復消化產能;三是采取法律的、行政的可行手段嚴格限制新建設燃煤機組。
對于實際操作，袁家海給出的建議是：淘汰3000萬千瓦、封存4000萬千瓦、改造4000萬千瓦。“同時兼顧不同地區的實際，‘十三五’期間繼續淘汰瀕臨退役的小火電，當然淘汰要分省區情況。如果這個省區(或臨近聯網省區)沒有太多可再生能源增長需求，處于絕對過剩狀態，該淘汰就要淘汰;如果這個省區有可再生能源靈活性的需求，即便是瀕臨退役的煤電也可暫時封存，今后再擇機淘汰。”袁家海說。
在袁家海看來，煤電去產能仍需打好組合拳。從長遠看來，要加快市場化建設，建立市場化電源決策投資機制，但又不能簡單地交給市場，試圖靠競爭解決所有問題。另一方面，行政調控對于煤炭去產能至關重要。在市場有效競爭和長效監管機制完善之前，行政調控的底線不能放松。
與此同時，隨著我國新能源技術的進步，國內新能源投資的比重卻在不斷加大。
“早在2009年我國對新能源的投資力度已是世界第一了，我們相信后煤炭時代已經快速到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齊曄說。
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達286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國占到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的三分之一。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十二五”末，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達到4.8億千瓦左右，占全球總量的24%，新增裝機占全球增量的42%。中國已成為世界利用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
國家能源局電力司司長韓水曾表示，抓住當前電力供需形勢較為寬松的有利時機，加快淘汰煤電行業落后產能，對于保障我國能源安全、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也曾多次強調要革新能源供給安全觀，不能單純從供給側增加供應滿足需要，而是供需互動，優化能效，促進可再生能源并網。
“要站在國際競爭安全角度看待能源安全觀，把可再生能源發展作為一個新興產業拉動未來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待。”杜祥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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