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切實履行起責任，把現有法律用好用足，執法部門才能擺脫執法不嚴的詬病，并獲得國家機關的應有權威
兩個多月過去了，渤海漏油事件非但沒有畫上句號，反而因怠慢拖延愈演愈烈，污染面積從“200平方米左右”增加到超過840平方公里、油基
泥漿溢出量也從預計的1500桶增加到了2500桶。
與有關部門的三令五申、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不同，肇事者美國康菲公司似乎頗為從容，不僅違抗國家海洋局的清理期限，“遮遮掩掩、刻意隱瞞”，直到被事實逼到了墻角，才勉強承認之前未盡力排查溢油風險點。
更令人詫異的是，面對如此嚴重的環境污染事故，康菲公司非但不以為恥，反而在其官網招聘公告上，將這一事故作為其“品牌廣泛傳播的機遇”，宣稱事故使該公司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幅度的傳播”、“業務成交量同比大幅度提升”。這不啻為對公司社會責任的放棄，也是對中國法律制度的嘲諷。
黑壓壓的海水，輕飄飄的姿態。作為一個跨國企業，康菲公司面對污染事故如此輕描淡寫，讓人知道了什么叫“南橘北枳”。的確，國家海洋局區區20萬元的上限罰款，與國外動輒上億美元處罰相比，不過是撓癢癢。這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解釋康菲公司的淡定，它似乎扼住了中國環境法律制度漏洞的“命門”。
事實果真如此嗎？中國的環境法律確實有待健全完善，比如，亟須改變“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制度弊端，改變“海洋部門不上岸、環保部門不下海”的管理不足等。但在法律修改之前，其實我們仍有其他約束性條款，仍有別的“硬手段”扼制康菲公司的種種行為。
對相關監管部門來說，除了督促和譴責，還可進一步調查蓬萊油田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履行“三同時”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第九十條，有關部門也可以克服所謂“核算方法不明確”的不足，盡早匡算生態損失，代表國家提出生態損害賠償；或者，協助漁民搜集受損證據，要求肇事者承擔無過錯民事責任；在刑法修正案（八）新鮮出爐的背景下，還可以考慮適用“污染環境罪”，向司法機關移送相關犯罪嫌疑人……把現有法律用好用足，有助于執法部門擺脫執法不嚴的詬病，維護國家機關的應有權威。
作為蓬萊油田的最大股東，
中海油雖然不是“肇事方”，卻也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一方面，就漏油事故本身而言，中海油確應“強化監管職能”，以其專業能力盡到對康菲公司的約束、制衡之責，進而維護本國利益；另一方面，透過一起起安全事故，中海油也應反思其發展目標與監管技術能力的匹配，反思其“國際招標、引進外資”的開采模式，更好地承擔央企的重要使命，特別是在國際合作中更好發揮作用。
甬溫高鐵事故后，事故嚴查、安全排查、高鐵降速、列車召回……這些后續措施和理念轉變，正在給人民一個“真誠負責任”的交代，也成為發展理念轉變的契機。現在，面對渤海漏油事件，同樣不能輕輕放過、不了了之，而應通過嚴肅查處，變“罰酒三杯”為“舉一反三”，給民眾、給環境一個“真誠負責任”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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