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國家海洋局公布了由中海油和美國康菲(中國)公司合作開發的渤海灣蓬萊19-3號油田溢油事故情況。溢油污染主要集中在蓬萊19-3油田周邊海域和西北部海域，其中劣四類海水面積為840平方公里，附近海域海水石油類平均濃度超過歷史背景值40.5倍，最高濃度是歷史背景值的86.4倍。
本次溢油對海洋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損害，國家海洋局表示，根據現行的環境保護法規定，對康菲(中國)公司的處罰金額最高為20萬元。此言一出，媒體嘩然。不過，國家海洋局海洋環境保護司副司長王斌隨后表示，國家海洋局可代表國家向責任方提出生態賠償。
那么，什么是生態賠償？溢油事故后如何代表國家進行生態索賠呢？
生態賠償屬環境損害賠償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郭紅巖教授介紹說，生態賠償是指在污染事故發生后，污染事故的責任者對受害者的生態環境所受損失的金錢或實物的給付，其目的是補償生態環境的受害者，并使受損害的生態環境恢復到損害發生之前的狀態。生態賠償屬于環境損害賠償的范疇，是事故發生以后的賠償。
海域溢油污染導致的損害既可能包括人身傷亡和直接的有形財產損失，也包括如污染后漁民不能捕魚引起的純經濟損失，還包括對動植物生存環境的破壞導致的物種減少或滅絕、景觀破壞、以及環境美學價值的減損等。因此，生態賠償主要應當包括除人身傷亡、有形財產損失、清污費用以外的恢復環境的措施、費用等。實踐中，生態賠償的范圍可能和其他損害賠償的范圍難以截然分開。
國家層面相關規范至今缺失
我國現行的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了“海洋生態損害賠償”法律責任，從而形成了國家向破壞海洋生態責任人要求賠償的法律基礎。依據該條款的規定，中國第一例海洋生態損害賠償案“塔斯曼海”輪漏油案開創了我國海洋生態損害國家索賠的先河。但是，通過“塔斯曼海”案不難發現，海洋環境保護法對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規定只是原則性的，在細節上和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
有媒體稱，針對蓬萊19-3漏油事件，山東省可依據《山東省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費和損失補償費管理暫行辦法》最高索賠2億元。2010年6月，山東省頒布了《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費和損失補償費管理暫行辦法》，一年的時間里，山東省已據此征繳海洋生態補償費3000萬元。不過，該“暫行辦法”只是地方政府部門的規范性文件，能否作為此番漏油索賠的法律依據和訴訟主體有關。
郭紅巖告訴記者，目前我國國家層面的專門性海洋生態賠償或補償規范還沒有出臺，不過，按照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依照該法規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因此在司法實踐中，處理包括生態賠償在內的海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可以依據民法通則、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以及《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等法律規范。
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進行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活動造成海洋環境污染的，處以3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款，這正是康菲(中國)公司獲罰20萬元的論據。同時，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海洋管理部門可以代表國家對責任方提出生態索賠的要求。在國際上，海洋溢油事故的賠償金額往往是“天文數字”。這是因為，不僅需要對利益相關方的經濟損失進行賠償，更需要對海洋環境的長期生態損失進行賠償。
遭受損害者可以要求賠償
生態賠償的權利主體是指因污染遭受生態環境損害的人，不少國家對權利主體采取寬泛的立法方式，1990年美國《油污法》規定，任何人都可以主張因財產或自然資源損害而導致的利潤或營利能力削減的損失。
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行使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或海洋保護區監督管理權的國家環保總局、海洋局、海事局、港務監督及軍隊海洋管理部門，都可以代表國家向責任者提出賠償要求。同時，如果法人、自然人對上述國有資源享有合法使用權，比如對海水的清潔使用、水域承包使用及養殖和捕撈的權利等，則法人和自然人也可以成為權利主體。因此，在此次溢油事故中，因油田溢油污染遭受損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國家有關部門，都有權利提出生態賠償。
損害賠償范圍需雙方認定
1990年美國《油污法》規定，無論其它法律或規則有何規定，事件的每一責任人都有責任對任何人遭受的不動產、個人財產或自然資源的毀壞、破壞或損失而造成的利潤或者營利能力的損失進行賠償。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及相關法規的規定，任何實際造成溢油污染的人都可能成為海域溢油污染生態賠償的義務主體。
毫無疑問，康菲(中國)公司是本次溢油污染的直接責任者，應對有關受害者履行生態賠償的法律責任。此外，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賠償角度來看，中海油應和康菲(中國)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如果國家海洋局代表國家要求生態賠償，將面臨海洋生態范圍難以確定、海洋生態價值不易評估、訴訟周期漫長等諸多不確定因素。北京中咨律師事務所律師夏軍告訴記者：“代表國家要求生態賠償，首要的挑戰是如何確定出一個雙方信服的海洋生態損害賠償的范圍。”
2007年，國家海洋局批準了《海洋溢油生態損害評估技術導則》，針對的正是海洋溢油造成的生態損害評估；去年年底，國家海洋局又擬定了《海洋生態損害國家索賠條例(草案建議稿)》，規定了海洋生態損害國家索賠的范圍應當計算的費用。夏軍說：“希望借助這次事件能夠推動海洋生態損害國家索賠制度的建立。”
在“塔斯曼海”案之后，再沒有海上漏油事件實現海洋生態損害的國家索賠案例出現。2010年“7·16”大連原油(96.70,-0.73,-0.75%)爆炸泄漏事故最終出現了“以投資抵賠償”的結局，即由事故責任方中石化在大連長興島投資2000萬噸/年煉油、100萬噸/年乙烯項目作為對事故發生地利益的某種“補償”。
延伸閱讀
“塔斯曼海”輪漏油案
2002年11月，馬耳他籍油輪“塔斯曼海”輪與中國大連“順凱一號”輪在天津大沽錨地東部海域發生碰撞致原油泄漏。
經國家海洋局授權，天津市海洋局要求“塔斯曼海”輪船主英費尼特航運公司和倫敦汽船船東互保協會對因溢油造成海洋生態環境污染損害進行賠償。
2004年12月，天津海事法院依法做出一審判決，判令被告“塔斯曼海”輪船主及倫敦汽船船東互保協會連帶賠償原告天津市海洋局海洋生態損失近千萬元；賠償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漁業資源損失1500余萬元；賠償遭受損失的1490名漁民和養殖戶1700余萬元，此次索賠案的最終賠償金額共計4209萬余元。
但被告旋即上訴至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該案前后經歷了近7年時間，直到2009年才作出終審判決，判令被告賠償人民幣1513.4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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